我对着窗户，向看台大叫：“爸爸，妈妈，再说得真切一点，才好出去做人啊！怎么是好……”飞机慢慢升空，父母的身影越来越小，我叹一口气，靠在椅子上，大势已去，而道理未明，今后只有看自己的了。
初春的嫩叶照例不是浅碧而是嫩红，状如星雨的芒萁蕨如此，尖苞如纺锤的雀榕如此，柔枝纷披的菩提如此。想来植物年年也要育出一批“赤子”，红通通的，血色充沛的元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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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里见过洋鬼子的人，要先数祖父和外祖父这两个好汉。他们不但去那群人里住过好久，还跟那些人打了很多交道，做了几笔生意，以后才都平安地回国来，生儿育女。海德格尔打比方说：壶借助空无进行容纳。借助自己的空无——虚无，壶进行容纳并赠送水和酒，壶在献祭时的倾注水酒能把世界变成一个神圣的世界。那么，人岂不是借助自己的羞涩容纳爱蓦与敬仰？正因为生活中有了无法偿还的痛苦，心灵才比原先真正多出了一些东西。无法偿还的是无价的。
痛苦像一块巨石紧紧压住歌唱的心胸，我相信，痛苦是欢乐的源泉，它将化为穿越岩石的力量；磨难使你千疮百洞，我相信，这些记忆恰如荆刺丛中的花枝，萦绕成岁月美丽的花冠。我也想抱怨自己的记性坏，但因缺少几分富贵气，即使勉强凑热闹抱怨两句，未必使“贵人多忘”的逆定理即“多忘贵人”成立。我也很想抱怨台北的路不及纽约好找，但不器的我一打开地图就知道去龙山寺，去后港里，乃至于去深坑，去倒吊子该坐什么车。
扮演圣诞老人使我如此心醉，以致于我连续干了12年。每当圣诞节到来的时候，我就变得兴奋起来，来到邮局的死信处，读那些令人心碎的信件。从圣诞节前夕到圣诞节，从纽约市的一端到另一端，我四处出访。
这样半年下来，我的原形没有毕露，我的坏脾气一次也没有发过。我总不忘记，我是中国人，我要跟每一个人相处得好，才不辜负做黄帝子孙的美名啊！
这个世界什么都能变，唯独心中的歌变不了，想变也变不了。据说二次世界大战时，一股德军潜入美军基地，长得差不多，又会说英语，害得反间谍机构挨个问士兵，你喜欢哪个棒球明星？假如我们夹在一群亚洲面孔的人中间，你想辨识我们，只要让大家唱个中国歌就行。有人总抱怨融不进美国社会，但美国人也融不进我们中间来啊。你是学富五车的汉学家，你中国话说得倍儿溜，你还是无法融进来，因为你很难一支接一支地哼民歌唱小调点一个唱一个不会唱也能跟着哼。中国文化固然要从书本和微缩胶片上学，但归根结底是酿出来的也是唱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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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知道她在哪儿学的好手艺：她做的菜比谁的都好吃，就像她穿着小裙子比谁都漂亮一样。特别当她穿上为自己设计的服装时，那美丽和天真更表现得一览无余。她美，纯粹是一种精巧的美：脸上总荡漾着甜甜的笑，轻盈活泼的身子总显示出青春的气息。噢，这一切足够了。
而我目前所听到的琴声，不是兰巴伦之音，而是史怀哲旅欧期间录制的巴哈大风琴演奏会。1953年，他78岁，漫长岁月，终获世人知晓，他获得了诺贝尔的和平奖，他毫无保留的，把全部奖金连带演奏所得，全都用来增盖兰巴伦的麻风病院。人类祈求正义，要求惩恶罚罪，但痛苦没有权利要求用别人的痛苦来补偿，能通过那种手段补偿的只是仇恨。痛苦因而成了现实世界中无法消泯的东西，这迫使它向精神世界升华。
我相信理智的力量。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存在着理智的和谐。它使人类有清晰的头脑、生动活泼的语言；它使人懂得疯狂的可怕，懦弱的愚蠢。最叫我吃惊的恐怕还是她有时的粗心大意：每次去郊游我总得等她好久，看着她不停的准备。可每次出去以后，不是吃的没带，就是喝的没带──“我又忘了。
每天，我望着掩盖着我的种子的那片土地，想象着它将发芽、生长、开花、结果。如一个孕育着生命的母亲，期待着自己将要出生的婴儿。我知道，人要是能期待，就能够奋力以赴。最叫我吃惊的恐怕还是她有时的粗心大意：每次去郊游我总得等她好久，看着她不停的准备。可每次出去以后，不是吃的没带，就是喝的没带──“我又忘了。
圣诞晚会，冷杉上彩灯闪闪，壁炉里烈焰腾腾，击鼓传花，高手献艺。我们中的一位推脱不过，便踩着久违的文艺宣传队的节奏且歌且舞；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惟？全体中国人哈哈大笑，全体美国人也跟着笑。父亲去世的前后，我正忙着自己认为是“开万世太平”的伟大事业，一阵犹豫、耽搁、结果也没回去奔丧。这许多世俗礼仪我本就不太注重，更没有想在人前后博个什么孝子的名声。然而事隔经年，一想起那天晚上我在餐桌上的暴言恶语，心中总是耿耿不能释然！或许父亲当时根本就没听见我说什么，中风之后或许他的记忆力早已丧失殆半，完全不记得这回事了。更也许心中呵呵一笑，说句什么：“这小子今天又撞上邪了！来跟我这儿犯混！”我总是这么希望，希望他是这么想，也希望他就这么忘了。然而，这是个永远得不到证实的希望。
